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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风肃纪与纠正惯性思维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02-07  【打印】【关闭

  中纪委网站近期公布的部分国家机关巡视整改报告中,有的部委提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整治“四风”,需要全面纠正“惯性思维”和惯有做法,这确实抓到了点子上。

  惯性思维是人们依据经验和某种规则形成的思维定式,在惯性思维的指导下形成惯有做法,惯性思维和惯有做法具有相当的顽固性,纠正起来相当困难。

  “四风” 问题上的惯性思维有种种表现,这里列举三种:一为墨守成规。一些干部对于反“四风”的重要性紧迫性在思想上并非没有认识,但遇到具体问题不由自主地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潜规则思考问题。例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不结合本地实际、不求实效的贯彻上级精神的思路;先写好调研报告,再下基层找例证的所谓“逆向调研”;凡公出就要求公款“全程买单”,包括与公务无关的参观旅游等。二为经验主义。一些干部凭过去的经验判断形势,认为反“四风”会是一阵风,因而心存侥幸,导致发生在餐桌上、车轮上、会所里的不正之风时有发生。三为人情大于法治。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缺乏对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馈赠等的警觉,认为人情难却,小意思。至于接受了这份“人情”后会否影响手中权力的行使,是否违反了党的纪律,往往考虑不到。

  “四风” 问题上的惯性思维,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千年古训。人情社会有好的一面。但当送人情、欠人情、还人情的行为与公权力的行使搅和到一起,甚至演变为权钱交换时,它就走向了反面。而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哪些是正常的人情交往,哪些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非正常人情交往,哪些又是披着人情外衣的不当利益交换?有不少人划不清界限。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随内地一个培训班在香港考察时参观了廉政公署,廉署官员同大家座谈时提了一个问题:一位邮差(香港的邮递属政府邮政署管辖,邮差是公务员)过年时收受了被服务者10港元的红包,大家怎么看?听众中多数人认为,从执纪的角度看,邮差属违纪,但从人情的角度看,又情有可原。廉署官员告诉大家处理的结果是:这个邮差因违纪被开除了。这个结果让笔者感到意外,但也深感廉署执法之严厉,体会到人情社会思维与法治社会思维的差异。这件事已经过去20年了,此期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步伐在加快,与此相联系,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但向落后文化挑战毕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事。今天,人情与法纪并重甚至高于法纪的惯性思维,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四风”问题上的惯性思维,同我们一段时期来管党治党不严有关。对于党内不正之风的危害性,领导人的讲话已经把它提到难以再提升的高度,有关作风建设的制度也出台了不少,但“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执纪实际中的“宽松软”,使我们摆脱不了“克服——反弹——再克服——再反弹”的怪圈,这就为“四风”问题上的惯性思维和侥幸心理提供了滋生的条件。

  “四风”问题上的惯性思维,还同我们的体制相关。形式主义的东西,往往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做给上面看的,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如果群众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及选拔任用没有发言权,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不需对下负责,形式主义之风就难以绝迹。

  纠正“四风”问题上的惯性思维,需要解放思想,实现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学会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用变化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努力从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摆脱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的迟钝,培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敏感,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廉政作风建设的节拍。同时要营造有利于思想解放的氛围,鼓励创新,鼓励直言。

  领导干部革新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法治思维。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法治思维包含多个方面,其中首要的便是合法性思维即制度思维。摈弃人治思维、人情思维的旧习惯,坚持以制度思维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这是关键所在。

  纠正“四风”问题上的惯性思维,是一场现代文化同落后文化以及人性弱点的战斗,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做长期的思想准备。我们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更要有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韧性,还要有准确执纪的细心和耐心,过犹不及,只有精准把握法纪准绳,严格区分错与非错、严重错与轻微错的界限,才能有效地警示教育广大党员,使大家自觉摒弃惯性思维。

  ■丙 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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