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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民法典
——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5-31  【打印】【关闭

  一、 民法典应体现21世纪的时代特征

  记者:今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了编纂民法典的具体步骤,这引起全社会的热烈关注。您作为著名的民法学家,在推进编纂民法典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注意到,您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编纂一部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请问您为何要如此强调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呢?

  王利明:我确实多次谈过,如果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则应成为21世纪民法典的代表之作。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民法典的时代特征,是因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其总是和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烙印的。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必须与时俱进,立足中国国情,适应21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充分彰显21世纪的时代精神,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我们的民法典应当具有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现实问题,应当全面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提出的新的挑战。

  我们的民法典应当体现21世纪时代精神的人文关怀,体现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对弱者的关爱等。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法典体现了“重物轻人”的特点,缺乏对人的尊严进行保护的具体规则。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世纪,是弘扬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世纪,人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并成为当代法律关注的重点。21世纪的民法典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法典,这就要求确认和保护人的各项人格权益。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国的民法典应如何更好地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呢?

  王利明:一是反映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给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有美国学者提出“零隐权”的概念,认为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已经无处藏身,隐私暴露等人格权受侵害的现象已不可避免。的确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人肉搜索”泛滥,非法侵入他人电子邮件的现象时有发生,网上非法披露他人短信、微信记录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人格权,也污染了网络空间。这就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格权立法,强化人格权保护。因此需要在民法典中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来遏制网络侵权行为。

  二是民法典必须反映信息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特点。由于数字化以及数据库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变得非常容易,信息的市场价值也愈发受到重视,对于信息财产权和隐私权的保护需求也日益增强。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享有的基本人权也日益受到法律的高度重视。信息沟通成本的降低,也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这也直接改变了某些传统交易行为的方式,如金融领域无纸化证券大量产生、无纸化交易日益频繁。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新型知识产权不断产生的同时,也使得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变得更为容易,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滥用技术优势侵害公民私权留下了制度缝隙。法律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环境下实现对私权主体的周延保护,已成为现代民法制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是民法典必须反映高科技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生物技术的发展、试管婴儿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上对生命的理解,人工器官制造技术、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和组织工程学的发展为人类最终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上述科学技术也对生命、身体、健康等人格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都提出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因此,对侵害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是采用统一的归责原则还是不同归责原则,以及是否适用统一的赔偿规则等,都需要在民法典中予以回应。

  四是民法典必须反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使资源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例如,合同法作为商业交易规则,本土法色彩愈来愈淡,国际共性越来越浓;又如,跨境交易、支付规则等商事规则也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要求减少因交易规则的不统一而形成的交易障碍,降低交易费用。此外,全球化还促进了法律渊源的多样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被称为“软法”的具有示范性效力的规则开始出现。这些规范往往通过交易习惯的形式出现,然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规则。还有一些交易习惯和惯例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充分考虑民法渊源的开放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有必要在交易规则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从而使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

  五是民法典必须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特点。21世纪是一个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断受到严峻挑战。全球变暖、酸雨、水资源危机、海洋污染等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民法典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资源的有限性也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形成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由于人口增长,发展速度加快,现代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对于发展的承受能力已临近极限。由于资源利用中冲突的加剧,民法典必须承担起引导资源合理和有效利用的功能。而在我国资源严重紧缺、生态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更应当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此,有必要结合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需要,对财产权的客体、权能、属性、用益物权、相邻关系以及征收等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强化物尽其用的义务。在保护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不动产的权利人设置必要的维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义务。

  六是民法典必须反映风险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事故频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救济问题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在风险社会,首先应考虑的是促进民法从加害人保护向受害人保护倾斜。民法需要通过多种责任承担方式,使受害人从中选择最有利的形式维护自身权利。侵权责任有必要和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相衔接,形成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的综合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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