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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制度现代化
——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论述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4-08-21  【打印】【关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具深远意义的战略抉择,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指出:提出这个改革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既是在深刻分析当前和未来的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础上提出的,又是在深入总结以往35年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这可以说是35年来贯穿改革的一条主线。而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问题的,毫无疑问,首创者是邓小平。

  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问题的论述。从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层面思考党和国家治理问题,不啻是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最具鲜明特色的内容。这一重要思想,对深入领会贯彻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揭示制度与思想、作风的关系,指明制度改革和完善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的背景下,在一些人纠缠于个人责任、热衷于从个人的思想、作风以至品德方面寻找“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复杂氛围中,邓小平以非凡的洞察力,着重于从制度层面思考党和国家治理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强调,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包括卓越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说,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3]邓小平这些分析,不仅对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的治理问题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问题,具有指导意义。这些话虽然讲于30多年前,但是今天重温,仍然会浓烈地感受到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价值。

  第二,科学揭示制度改革的原则与方向,深刻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现行制度中存在严重弊端,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改革。但是改革不是改向,而是使社会主义更好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赋予当代中国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以明确方向和深邃内涵。在邓小平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进和深化我国各项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纲领。邓小平反复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一个根本原则,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又在逐步深入的改革中不断定型与完善,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大基本形态,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就。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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