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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5-31  【打印】【关闭

  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两条道路

  纵观近百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是一条贯穿各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主线[1]。例如,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地点的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实行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大萧条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实行了“具有国家调节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期间工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协同增长,催生了战后美国的黄金时期,这一经济改革实践在理论上表现为承认“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美国陷入滞胀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极大挑战,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前者登上舞台。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了“去调解化”“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改革和实践,直到2008年爆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来临后,各方期待把“政府”重新搬出来以求能够摆脱危机。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条主线。

  当代资本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其直接目的在于克服经济危机,进而保障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此种调整过程赋予了当代资本主义走出历次重大危机的惊人修复能力。这里需要指出,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和必然灭亡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种解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以及资本主义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3]。笔者认为,这里需要补充第三种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述“两类分工”(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一个悖论”:一方面,资产阶级赞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工场内部生产过程是有计划的,并带给了资本家以绝对权威和专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并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4]。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微观层面的生产组织企业(工场)内部是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宏观层面是无政府的和杂乱无章的,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必然会诱发经济危机。虽然,马克思曾经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给出了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第四册将专门研究资产阶级的“国家”[5],但一方面他没有完成整个研究计划,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政府没有真正介入到资本和劳动关系之中,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政府大体上仍然起着斯密语境下“守夜人”的功能,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所谓“凯恩斯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理论中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这一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分配关系上实行按劳分配;经济运行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人与人之间是自由而平等的联合劳动关系,不存在剥削关系。然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国家中率先建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曾试图人为地、直接地按照上述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来改造当前社会。历史证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得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得以持续地、极大地发展,人为“拔高”“冒进”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摆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是生产力亟待发展的巨大鸿沟,以及构建与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讲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6]未来社会的建立,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7]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直接把属于未来社会的计划体制作为当前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且试图人为取消有助于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生产关系。

  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政府制定计划安排生产,消灭和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一强化政府、拒绝市场的发展模式,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曾一度显示其积极作用,但这些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的长期性危机,生产无效率、整个社会死气沉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时调整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中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经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当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内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发端于政府自觉地、有意识地推动和构建,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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