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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3-02  【打印】【关闭

  一、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启示和意义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1971年)中详细地阐发了有关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涉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或权利,其大致意思是国家应该优先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或权利;第二个原则所处理的是“基本自由”之外的重要价值(包括收入、财富、机会、权力等)的分配,其大致意思是,分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机会公平这一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尽量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和激励社会精英群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总括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有三个要点:一是权利公平;二是机会公平;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正义。

  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的要点与我党有关公平正义的权威表述作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确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地提出要“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由此可见,近10多年来国内政治哲学界有关公平正义的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对党和政府的决策是有实际影响的。特别是,无论从理论逻辑看还是从现实发展的逻辑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对于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用罗尔斯的正义观透视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

  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看,笔者的总体判断是: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正义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公平正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首先,法治建设滞后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不够到位。“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惟有通过法治这条根本途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没有法治,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近年来,一些典型的冤假错案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广泛关注。司法不公正实际上让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潜在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公正。

  其次,由于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足、系统性协调性不够,因此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公正。比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不足、公平性差,医疗卫生服务总量不足、公平性差,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等。社会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社会建设总体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我国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平性差。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在普通老百姓生活层面表现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诸多民生困境,在政府支出层面表现为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偏低。尽管近年我国用于社会建设的财政支出比重总体上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有限。2010年至2014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民生方面的金额占当年财政总支出分别为32.1%、34.6%、36.1%、35%、35.5%。[1]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在3000至6000美元的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4%,许多国家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高达60%到7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80%。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指标有的还停留在低收入国家水平。比如,近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0%左右,这个数字不要说和西方福利国家比,就是与同为“金砖五国”中的南非相比,还有6个百分点以上的距离。[2]不仅如此,在我国总量很有限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中,投入结构又极不合理,从而使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比如,在教育公共投入中,用于非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方面的比例过高,而用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比例过低;在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投入方面,用于少数人群的比例过高,而用于民众的比例过低。如果把这种投入结构问题考虑进去,我们真正用于基础民生的公共投入的实际比例更低。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国家公共财政本应该优先投入基本民生方面,但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表明我们各级政府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我国社会发展公平性不足还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不足有关。我们的社会事业发展具有应急性特征,全盘考虑和统筹平衡不足。比如,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城乡分割、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分割,造成社会保障“碎片化”,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固化”,整合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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