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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中兴和衰毁:《汉书》展示的帝国历程与其基本维度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01-20  【打印】【关闭

  一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凝聚的史著之一。它伟大,至少在于它以系统的多篇“纪”、“传”和“志”,在近两个世纪以后决定性地巩固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撰史方式。它凝聚,指的是它不似《史记》那般纵贯数千年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即前104至101年武帝太初年间“至雍获白麟”),或者说主要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开始,直至伴随汉武帝去世告终的汉帝国初期。与之相反,《汉书》集中于西汉这单独一个大朝代,甚至——就作者班固的独立记撰、而非他对司马迁的西汉初期史述少有例外的大致照录而言——只集中于武帝后期到西汉崩溃乃至王莽新朝灭亡这单独一个时代,从而开创了往后中国历代的修史方式,即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也是中国史上最详密最发人深省的史著之一。由于上面所说的凝聚,且大得益于班固的儒士世家背景,他本人“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的智识志向,还有导致他史料丰富、见闻博洽的种种有利条件,因而《汉书》记事详密,颇不同于《史记》的恢宏倜傥和简约潇洒,从而给比较精密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提供了非同小可的特殊裨益。不仅如此,从武帝后期到新朝灭亡,一番约长125年的可称全面、系统和详尽的历史异常发人深省,因为它是一部完整、真实、详密并且典型的大帝国病变和衰毁史,而且中间插有至关紧要地添加历史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帝国中兴历程。它由此从头至尾,富含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借用古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的话说庶可“垂诸永远”的人类经验教训,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帝国和国家经验教训。

  二

  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这个根本主题可谓无所不在地贯穿和渗透在《汉书》之中。可以将这个历程最大略地分成四个部分,即(1)战争霸王:帝国的病变;(2)昭宣两帝:帝国的中兴;(3)元成哀平:帝国的衰败;(4)王莽新朝:帝国的毁坏。

  战争霸王当然是汉武帝。虽然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战略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去击破它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是真正历史性的大幸事,但紧接着(甚或与此同时)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国非常严重地大病变:对外征伐放肆无度,穷极伸展;与此密切相关,滥费国帑与剥夺社会反复不已地恶性循环,互为因果;更可怖的是,他在宫廷和朝廷内狂野清洗,以至超大规模地血腥灭亲,同时依靠凶残无比的众多酷吏和严重蜕变的官僚机器去治理国家和社会。

  然而,或许由刘邦——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农民——开始的数位初汉君主缔造和发展的西汉仍有可观的活力和“复原力”(resilience),帝国在看似的绝境之中,由昭帝、“摄政”霍光和特别是伟大的宣帝的统治而幡然中兴。昭帝和霍光的拨乱反正构成中兴前奏,而到宣帝这位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皇帝、登基以前自婴儿年代起便多年饱尝底层苦难的君主那里,亲政伊始的坚决政治变更和始终一贯的深切社会关怀造就了非常可赞的结果,包括社会复兴、农业繁荣、民生改观、吏治良善,同时帝国对外战略的优良调整决定性地促成了“四夷宾服”和中华帝国“朝贡体制”的首次正式确立。不仅如此,伟大的宣帝还作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导致帝国有了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作为中兴砥柱。

  可是,昭宣中兴仅为相对短暂的插曲,其最大的实际意义大概是可观地延长了西汉王朝帝国的寿命,而未真正经久地逆转帝国衰败的历史大趋势——事后来看极难经久逆转的大趋势。紧随宣帝去世,最快最突出的变化是在“柔仁好儒”的元帝治下政治文化蜕变,变得宽纵政治权贵跋扈和社会精英腐败,空谈儒家礼义而疏离具体现实,麻木于民众苦难和社会凋敝。在其后继者成帝宫廷内,君主、后妃和佞幸极端放纵无度,外戚和朝廷重臣大多胡作非为或偏狭险恶,以致狭义和广义的腐败狂野滥觞。到哀帝平帝时期,部分地由于君主腐败导致接连几代皇帝无嗣,外戚政治变得猖獗无比,同时伴有相当激烈和变动无常的宫廷内斗。结果,在超级长久的太后王政君卵翼下,大篡夺者王莽的权势难以遏止地增长。

  哀帝早夭后,王氏外戚独大,王莽独大,刘姓平帝只是绝对的傀儡。宣告新朝以前的王莽是个邪恶的战略家,有其十四年苦心经营、大力进取、韬光养晦和东山再起的战略史,直至政权变更,进而王朝变更。宣告新朝以后,王莽的政治性格以及个人性格剧变,从此直到新朝灭亡、王莽暴死的十四年是乱政史十四年,其间可谓全无战略:彻头彻尾地乱政、乱国、乱华夏,或如班固所评“恣睢威诈、流毒诸夏”。不仅如此,他还彻头彻尾地乱天下,结果帝国的四夷秩序几乎顷刻崩解,特别是如班固所言,“西域至此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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