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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03-03  【打印】【关闭

  受国际都市研究、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城市理论影响,以及国内城市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激发,都市马克思主义受到国内相关领域的重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例如,如何理解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和意义,如何展开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试图提出一种主张: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乃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和表现形态。

  在我看来,“都市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既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描述的是一种思潮或新的学派,也不是指在城市研究中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从前一方面说,都市马克思主义是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后一方面说,我们则可以言说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那么,为什么需要将“都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和趋势提出来呢?这涉及用这个术语所概括的包括列斐伏尔、卡斯特(早期)、大卫·哈维、尼尔·史密斯、多琳·梅西等一大批致力于推动“都市革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之研究特色。更重要的是,提出“都市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其意义并非仅仅出于思想史研究的概括需要,而是基于如下冲动:当城市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聚落形态,立足城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推进环境改造事业发展。那些风格迥异的原型思想家实质地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假设和伦理目标,他们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思路。列斐伏尔之所以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因为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他不仅充分论证了城市革命并率先要求马克思主义都市化,而且提出了空间生产、城市权等一系列构成今日都市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重大理论,也正是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就像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一种新的理论水平,把“空间的科学”升级到“空间生产的知识”乃是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义务。[1] 后一观念,不仅代表着经过68年挫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围,而且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发展趋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空间转向”成为西方激进思潮的核心动向之一,与之不无关系。

  如果说由于全球城市世界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空间生产的知识”,都市马克思主义乃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基本理论动向,那么,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这种动向进行定义和阐明。在其中,必须提出这个问题,都市马克思主义虽然包含着社会空间元理论,即戴维·哈维所称“社会空间哲学”之构想[2] ,但其最终归宿并不在此,而是形成适用于不同尺度的空间——从社区、城市到国家甚至全球——生产的具体知识。就此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以“地方”而非“空间”来定义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落点;或者,换句话来说,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乃是地方性空间生产的知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一文中,我强调,中国道路的基本精神便在于人民的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便是中国人民的创造性,而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之一便在于:深入社会,揭示地方的多样创造性,以更加鲜活生动的地方实践来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3] 在此,我从都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表现、中国发展的理论需要两个方面进一步阐明这个观念。

  (一)从西方经验看,都市马克思主义是在回应城市问题过程中产生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理论表述,其空间生产理论代表着重要的元理论突破,即把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历史感推进到整体环境分析之中的努力。这种理论从理念角度推动了解放政治学的深入。不过,由于缺乏有效的实践支持,理论上的深入逐步暴露出其回应现实的无力。从这一角度说,尽管在元理论上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深化的余地,但恰恰是西方同行的表现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只有从大观念走向具体的知识,都市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之主导形态。

  由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观念已经成为今天西方激进空间政治学的共同理论假设和伦理目标,让我们还是从他开始,简要地回顾其初始考虑以及引发的理论效应扩散,通过知识深化路径诊断提出今天的理论任务。列斐伏尔有关“三元空间”的区分和“空间生产”理论都不是直接源自马克思,而是出于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变化的需要。不过,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仅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且在作为整体的空间中进行,在资本主义深化过程中,被资本占据、切割、简化为同质性然而碎片化的空间乃是重要的权力场所,[4] 特别是城市世界的形成,政治斗争的地平线和形式便发生了重要的转移。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他提出了空间政治学问题,并将之作为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连续创造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问题。由于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出社会空间的思想,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建构新的有关空间生产的知识,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斐伏尔致力于创造“不同的空间”或“差别空间”的社会主义空间政治学。[5]

  受列斐伏尔的直接影响,哈维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设想,索亚则以后现代地理学名义提出类似主张,前者致力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现实批判,后者则以新城市运动为基础探讨空间正义实现路径。加之他们周围的同行,形成了洋洋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更大的理论空间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以及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在有关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形成了丰富而异质的激进空间政治学浪潮。列斐伏尔和福柯成为有关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的核心资源,具有逻辑上的原因。一个在有关空间的元理论方面指认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即作为社会产物的事实,另一个则打开了从空间角度进行权力批判的窗户,即强调空间是权力的工具。实际上,这两者是相通的。简言之,他们从理论上强调:空间是能够改善的,因此,空间生产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是今天改造世界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强调的是,不能像某些激进后现代学者如迪尔那样,流于为一些说不清楚的价值辩护。[6] 勿宁说,由于多元价值成为基本共识,真正的问题不再是为这些价值辩护,而是寻求它们在地方实现的途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地方轨迹、地方生产的知识、地方人民的创造性等,成为焦点。应该说,这在许多论者那里得了充分的体现,例如主张地理学想象力的格利高里,主张保护空间的多琳·梅西,主张叛逆城市的哈维等。

  然而,由于缺乏实际改造世界的机会,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明显地存在对理论本身的过度发挥。例如,左派地理学家阿什·阿明和斯瑞夫斯便因为流动位置或流动主体的中心地位而将左派理解为没有固定立场的事业,并因此主张超越马克思来寻求更广泛和多元的价值支持,以期为争取再分配的斗争建立更宽泛的基础。[7] 这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例如戴维·哈维和尼尔·史密斯对他们的批评。[8] 总的来说,当代激进左派确实推动了左派地理学家更具现实主义风格的研究,从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和劳动力分工到城市文化等不同层次都形成了有启发性成果,推动了地理学的政治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介入开放的地理问题争论打开大门,但也令人遗憾地存在着需要警惕的倾向:满足于多元价值的鼓吹,必然会在政治化口号陷入重新定义空间本体论性质的思辨争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这一点,资本主义带来了个人自由的要求,但它的问题是,绝不会使自己创造的丰富的物质世界成为人们自由生活的条件。也就是说,真正的政治不是为所有这些价值进行辩护,因为它们之所以值得追求,乃是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所带来的客观趋势,真正的政治则是为实现那种趋势创造条件和打开道路。在今天,重返本体论,令人遗憾地呈现出政治上的退却。这种退却,正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西方左翼政治学僵局。当资本主义在全球普遍化,社会改造便依赖大原则而非具体条件,文明发展便陷入困境。越是在抓不住实践的地方,越是需要一种普遍的价值把各方利益联合起来。从雷蒙德·威廉斯到戴维·哈维套用列宁“战斗的唯物主义”之论主张“战斗的特殊主义”,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9] 然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为解决一困境提供出路,并因此寻求世界的改善之路。这需要深入地方。因为,作为具体的空间,地方既是空间生产的结果,又是其条件!虽然并非不存在普遍的解决问题方案,就如这些问题本身具有普遍的性质,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最终普遍方案的形成的,乃是源自地方。正如吉尔兹中阐明的那样,社会的价值调节(从最弱的道德评价到最强的法律干预)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这也正是文明或文化多样性甚至“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如果不能内化为地方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会泛化为抽象的无力“普世价值”。这正是为什么必须在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因。简言之,正是从空间生产理论的提出及其最后困境出发,我们必须提出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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