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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08-04  【打印】【关闭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的主要形式,因其价值理念、内生禀赋、运行特色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凸显出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和适用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指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1]

  一、价值契合: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横跨国家、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个人之间,在利益和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实现共治的能力。公共理性表达公正理念,倡导社会协作,运用共赢思维,发展共治逻辑。”[2]公共理性以公共性、正当性、合法性为核心,以公共善或社会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精神为前提,以公共利益的追求为外在表现形式。

  1. 公共理性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公民主体间构建和谐共赢合作关系,进行社会合作治理的过程。正如《决定》所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3]近年来,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多地“PX事件”等严重群体性事件都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暴露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困境,公共理性在这一时期凸显得尤为重要。公共理性要求下的我国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就是要以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和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为核心,积极引导公众进行直接、广泛、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积极培育服务型、公益性、互助式社会组织,完善以居民(村民)议事会、政务财务公开、群众评议、基层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民主制度,大力开展公共性、公益性基层民主实践活动,不断改善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基层社会合作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2. 公共理性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

  公共理性“应是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基于契约的公共精神,在批判与和谐博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注社会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行为和公共之善的理性”。[4]而对这种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行为和公共之善的关注恰是协商民主的核心。“在协商民主中,公民们通过交换他们的公共理性在自由而开放的谈话中坦诚相见,即使他们的理由没有说服对方,只要他们认真对待或回应对方关切的事情和所持的看法,也就能得到对方对他们的合理领会与思考”。[5]发韧于我国浙江温岭以“民主恳谈会”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民主协商形式,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范。它与我国业已成熟的制度化的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基层社会性的民主协商。这种起始本意在于围绕为群众办实事,深入基层、体查民意,知晓民情,化解矛盾、强化政府服务功能的“协商恳谈”式的基层协商民主,因其包含诉求公共理性的明显特征而具有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顺应了21世纪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符合我国多元社会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引导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从注重单一理性(即国家理性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向注重公共理性转变的基层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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