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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叙事中的人性礼赞
——余华的《活着》赏析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04-25  【打印】【关闭

  从以1987年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正式步入文坛,到以中篇小说《鲜血梅花》、《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融入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潮流,再到以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融入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余华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看作是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那批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道路的缩影。

  在主张打破文学创作传统与常规的先锋文学潮流中,余华和苏童、莫言、格非、残雪这批同期作家一样,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的实验,追求自己的文学风格。在这场持续五六年的文本形式的实验中,余华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能力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为他之后形成成熟的文学创作风格夯实了基础。到了90年代,先锋文学的潮流开始衰退,文学创作开始转向关注平凡人物在历史和当下的生活,新历史主义和新写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在中国文坛兴起,在这两个潮流之中,余华选择进入了有厚重叙事背景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从最初的《活着》,到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余华的创作都选择了关注文革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还有浓厚的先锋文学痕迹,到了《活着》,余华成功完成了从注重叙事形式到注重文本本身意义的转变,显现出成熟的创作风格。不难看出,这部在余华作品中非常有份量的《活着》,不仅是余华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其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活着》的文本内容

  在《活着》中,余华的关注视角放在了文革背景下的平凡人物身上,这也正是90年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的方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大社会的变迁。

  福贵曾经是一名家境富裕的地主少爷,成天混在青楼、赌场,浪荡不羁。他在赌场上输掉了家里全部的田产、房产,当他变卖完家产,准备洗心革面重新生活的时候却又被抓去做了壮丁。九死一生回到家乡后,才知道在他被抓壮丁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母亲已经离他远去。当完壮丁回到家乡后,本想好好过上太平的日子但变故却接连不断:妻子家珍得病卧床不起,儿子有庆去给县长夫人献血过度致死,女儿凤霞也因有病变成了哑巴,可喜的是凤霞找了个好丈夫,而她却因为生孩子难产后死亡,这沉重打击导致妻子家珍凄然离世。

  整部作品的情感节奏像是风中之烛,多舛的命运之风一阵又一阵吹过,忽明忽暗的情感波动中,一个又一个人物的生命之烛被风吹灭。在残酷的命运之风中,福贵的生命之烛几度似要被命运之风吹灭,但是这个平凡人物的烛火坚韧、质朴地燃烧着,用微弱的火光给那段漫长的黑暗岁月带来了细致的光照。

  余华用贴近民间的口吻,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几近残酷的现实人生,即使是在叙述惨痛事件时也是平静质朴,避开了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福贵的儿子有庆因为怕鞋子过早地穿坏,每天出了家门就把鞋子脱下来套在双手上,赤脚跑去上学,这样一个让人心疼的人物因为抢着为别人献血,却被医生抽血过度致死。医生之所以不顾有庆死活地抽血,只因为需要血的那个人是县长夫人。前后情节给读者造成极大的情绪反差,不需要多余的语言渲染,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有冲击性的文本张力。换句话说,这种贴近民间的平静质朴的叙事方式,并不是余华叙事才能衰退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余华在磨练了叙事才能之后,更加透彻地领悟到了叙事方式在文本表现中的作用——构造有冲击性的事件,让事件本身造成强劲的文本张力,而不是靠语言渲染出文本张力。

  二、《活着》的主题架构

  《活着》采用了一种勾动人心的主题架构方式——“死亡”,余华非常冷静地让《活着》中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因不同的原因死去。福贵的父亲和母亲、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死去的原因各有不同,在这些不同原因的阐现中,作品非常自然地呈现出了时代的真相和苦难。由此可以看出,《活着》这种“死亡”的主题架构,看似简单,甚至是不合逻辑,但是却在稳健有力地推动着文本的发展。

  在中国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经历了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饥荒、文革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福贵经历的事件发生在那个年代每个中国社会普通人的身上。这些苦难接连压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的生存信念被压榨到了极限——为了活着而活着。福贵的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儿子死了、女儿死了、妻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赌博败光了家产,年老心衰而死;福贵的母亲因为儿子被抓了壮丁,年老牵挂而死;福贵的儿子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被过度抽血而死;福贵的女儿死于难产,女婿死于工地事故,孙子太过饥饿吃豆子撑死了。这一连串死亡的原因都来自曾经真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事件之中,这些人物的活着与死去,是中国社会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

  作为线索人物的福贵,他像寒冬中的草根一样顽强地活着,余华不去写这个人物的“思”,而着重写这个人物的“活着”。福贵这个人物既没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式的忠贞,也没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式的傲骨,也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式的慷慨,他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信念——活下去。这种看似放弃人物角色深度的表现手法,实际上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表现效果——实实在在地让人物的命运说话,而不是由作者代替人物说话。几千年来,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不是孟子,不是李白,也不是文天祥,而是千千万万个像福贵这样的平凡人物,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利,没有呐喊的话语,只是像草根一样,在几千年来的历史苦难中无言挣扎地努力活着。

  作品中出现了几次视角切换,借由“我”的视角看福贵——“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1]这种视角的切换带来一种奇妙的效果,给作品形成了音乐作品一样的间奏,同时也为读者多提供一个感受作品的途径。

  在每次视角切换的描写中,余华都是贴着乡土来写福贵,呈现出这种质朴的、没有“思”的生命观。余华对这种生命观饱含礼赞,但他并没有进行冗长的渲染抒情,而是非常高明地把他的礼赞融入了人物话语之中。

  一个个福贵这样的平凡人物就是用坚韧质朴的生命力在展示千百年来承载社会变迁苦难的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质朴的、缺乏轰轰烈烈的影响力的、不会出现在史书中的生命存在方式,反而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写照。正是通过不动声色地叙写平凡人物在无言挣扎中活着的方式,作品自始至终蕴含着对人性中韧性的礼赞,也正是通过把平凡小人物的一生作为叙事主体,作品实现了视野的开阔性和触角的深入性。

  支撑福贵在一次又一次的苦难打压下,仍能坚韧活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从福贵“活着”的表象出发,深入挖掘其后的原因,我们才更能体会到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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