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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之路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4-07-27  【打印】【关闭

  在现代性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相对于这种理论的深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就显得黯然许多,这实际上是与他们抛弃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脱离了社会实践,更多的显现为理论上的空想和学院化的社会设计有关。所以他们只能提出问题之所在,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和革命道路。这就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开不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药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对现代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就没有意义可言。恰恰相反,在诸如现代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现代人心理的失落和性格扭曲以及现代社会异化等问题的解决上,他们不但给出了深刻的分析,也给出了近乎天才的解决道路之探索。

  一、审美与艺术解放之路

  现代性的危机最早体现在艺术和美学领域,本雅明就是较早感知到这一变化的思想家。作为一位渗透着强烈现代精神的思想家,他对现代性的思考也是先从艺术领域开始的。在他的著作中,现代艺术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灵韵的消失。“灵韵”是本雅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艺术范畴。它常被用来指环绕着艺术品的神圣的氛围和神韵。这种神韵主要来自于艺术品自身的历史感以及人们观赏它时的距离感。而从审美角度看,灵韵是通过距离产生的艺术的本真性。这种本真性赋予艺术作品的往往是一种神秘性、模糊性,从而彰显出艺术作品独特的价值。但是,在机械复制的现代社会中,复制技术使得艺术作品普遍化,由神秘感和距离感所造就的灵韵消失了,艺术作品更多展现的是实用。

  第二,艺术的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本雅明将艺术品的价值区分为两种: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其中,膜拜价值就是艺术品的本真性,是灵韵的所在。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和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被压抑而展示价值被突出。

  但是,本雅明并没有据此对现代艺术进行全盘否定,相反,他乐观的认为:现代艺术具有革命的潜能。他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灵韵的消失、艺术价值的转变理解为社会结构和个人经验结构变化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1]灵韵的衰落虽然是传统艺术的枯萎,但也是艺术解放和革命的契机。所以,本雅明基本上对现代艺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技术进步和大众艺术虽然造成传统艺术的衰落,但也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

  与本雅明对大众艺术的乐观态度不同,阿多诺认为大众艺术不但不具有积极的解放作用,而且使人们更加顺从已经异化了的现代社会。在《否定辩证法》之后,阿多诺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悲观情绪已经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当他和霍克海默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无法撼动现代工业社会的“铁笼”之时,他逐渐将目光转到艺术和音乐领域,希望借助新艺术的光芒来照亮生活的希望,用新音乐的潜能来寻找到解放之路。

  第一,真正的艺术可以照亮生活。在阿多诺看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困境,除了探索别的途径之外,还是应该从文化着手。这就要求培养一种具有真理性特点和气质的艺术,而这种艺术绝不是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大众文化和艺术垃圾。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精神性和自律性。艺术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精神是通过作品来讲话的,体现真理性的精神在艺术品中能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并能象阳光一样照亮事物的现象和表象。艺术的自律性则是指艺术能够摆脱外部世界的支配和干扰,不顺从现实社会的整体性并能致力于揭示社会的流弊。所以,真正的现代艺术应该与已经物化的社会相对抗;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深奥性;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自己的个体性,而不是随波逐流。这样的艺术也许不是那么赏心悦目,会经常让人费解,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现代艺术的真谛恰在于它蕴含的“不顺从性”和对异化社会的反抗性。

  第二,寄托希望的音乐理论。在阿多诺看来,音乐是时代的反映,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作曲家勋伯格对无调性音乐的发展,代表了真正艺术家的非自觉性,表现了对不和谐社会妥协的拒绝。在看似随意的无调性之后,是以十二音为基础的新秩序。勋伯格不允许任何一个音符的重复,直到十二音都响过,虽然这样的音乐表现出无调性、随意性、但没有主题的错乱则蕴含着音乐自身的逻辑,代表着对权威的反抗。同样道理,这种一般与特殊结合的音乐正是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希望,现代音乐作为现代艺术的一部分,同样应该揭露现代社会的本质,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才是它们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在对现实社会做最彻底和最根本的揭露之后,才能使人们从浑浑噩噩的社会现实之中觉醒,才能做出反抗和拒绝,那时,现代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希望,而这正是阿多诺所谓“审美意义上”批判性的超越。

  同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也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对现代社会规范和体制的不妥协性上。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异化并被“技术理性”所控制的社会现实中,唯有艺术还可以表达人性中还没有被异化和控制的潜能,从而蕴含了社会改造的可能。

  第一,艺术与革命。革命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要解放人被压抑的美感以及追求快乐的本能。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终于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革命引向了心理层面的变革。在他看来,以往的革命正是因为不重视通过艺术与审美去塑造一个具有“新感性”的人和心理结构,所以革命即使成功,人的本质也不会有真正的解放。因此“艺术的命运,与革命的命运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意义上看,促使艺术家走向街头的却就是一种艺术内在的紧迫性。然而,在这个活动中,他离开了艺术的天地,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根本性实践的天地。艺术将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对抗性的组成部分。”[2]

  第二,新感性。在马尔库塞看来,新感性是一种广义的非暴虐。“它表现为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越,它将在社会中滋养出充满活力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同时,它也将促成生活标准向着更高水平进化。”[3]新感性反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压迫、奴役、攻击和被压抑的需求,希望建立一个安宁、美丽、人与自然可和谐相处的新生活。在新感性中,马尔库塞展望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非压抑的社会。“新感性已成为实践: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根本上正奋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形式;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它认定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权利: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由于贫困和劳苦的废除,一个新的天地诞生了,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种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4]从感性的解放到人的解放,再从人的解放到社会的解放,马尔库塞俨然已经自认为找到了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就是要从根本上塑造具有“新感性”的人,为社会变革打下一个深厚的人性基础。

  本雅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这三人不约而同地将解放之路的目光投向艺术领域,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彼此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异常艰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在推动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很难在现实中看到革命的希望,因此,他们不但致力于从文化和思想领域来研究人们失去革命意识的原因,而且渐渐地将这条道路视为实现现代人和社会解放的唯一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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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历程》观后 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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