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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战略风险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8-31  【打印】【关闭

  英国脱欧被称之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派赢得公投之后,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动,给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结果出乎很多国家政策界、经济界和研究界的预料,显然也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根据欧盟“三驾马车”(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荷兰首相于2016年6月2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英国目前仍然是欧洲联盟的一员,享有这一地位所派生出的权利与义务。欧盟法将继续对英国有效并在英国境内实施,直至其不再是欧洲联盟成员为止。所以,英国目前尚未真正脱欧,英国与欧盟未来的关系还未明确,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要在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当前对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分析多集中在经济金融方面。比如,英国脱欧将给中国企业“立足英国,面向欧盟大市场”的经营模式带来挑战,给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增加不确定性。鉴于伦敦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英国离开欧盟,给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要客观评估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除了经济因素外,更应从国际战略角度去重新审视。2015年10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契克斯首相乡间别墅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会晤时曾指出,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希望英方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习主席的讲话为我们今天理解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潜在风险提供了精准的指引:第一,中国是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脱欧非中国所乐见;第二,中国之所以担忧英国脱欧,是因为这会深刻地影响欧盟的发展方向,一个繁荣的欧盟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英国脱欧则让欧盟内部的力量格局和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中欧这两大战略力量之间的互动,甚至牵动国际格局的演变。这才是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最根本的战略风险。

  一、英国脱欧强化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

  英、法、德是欧盟内担任领导角色的关键成员国,欧洲一体化的重大事务都需要三国达成共识才能真正付诸实践。在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中,三国既相互制衡,又共同分享领导权,实现了权力均衡。但自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为拯救欧元、推动成员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斡旋乌克兰危机、应对难民危机,做出了巨大努力,成为欧盟事实上的“盟主”,权力的天平已经倒向德国。当前,法国实力下降,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脱离欧盟会加剧欧盟内部原本就已失衡的权力结构,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德国正在欧洲“重新崛起”。仅仅在几年前,“欧洲的德国”或者“德国的欧洲”这类说法还只是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并且学术界更多地是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英国脱欧将让“德国的欧洲”成为政治家们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我们最为关心的则是,德国主导下的欧洲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2014年3月28日,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中谈到了对中德关系发展的期许:让我们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以更加创新和开放的思维,赋予中德合作更多战略内涵[1]。这既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的希望,同时也精准地点到了中德关系的“困境”和“痛点”:如何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轴是实用主义,经济利益是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德国的政治精英们更多地把中国看作是做买卖的好对象,更多地希望从发展对华关系中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而并没有真正把中国认同为战略性伙伴。特别是在德国外交界的少壮派们看来,中国是一个挑战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2]。不少德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人士对中德关系的“战略性”是有质疑的。正因为此,习主席才呼吁德方“赋予中德合作更多战略内涵”。

  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的升温,德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安全结构,发生地区冲突的风险在增加。德国政界和智库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其亚太政策,认为不能再忽视亚太安全事务,而应积极主动介入其中,因为亚太安全已经成为了欧盟不容回避的切身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果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由于在该地区缺乏军事力量和手段,其在该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将因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而直接受到威胁,欧洲人在该地区多年的经营很可能毁于一旦。德国认为这一风险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第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当前美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可持续性存在疑问。无论未来出现中美共同主导,甚至是中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集体安全格局,都是对现状的根本性改变。这都将迫使德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及早作出反应,避免在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中被边缘化。第三,在当前脆弱的亚太安全格局中,如果中国内部出现政治动荡或是发生经济危机,那将是冲击整个亚太的系统性风险,德国对此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和应对。因此,德国主张欧盟在亚太安全问题上要更加积极有为,采取更为清晰的立场。欧盟必须要考虑,如果地区紧张加剧,是站在美国一边、中国一边、日本一边,还是尽可能长地避免选边站?抑或最终决定要积极地行动起来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必须及早为亚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局做好准备[3]。

  2013年12月,默克尔第3次出任总理后,德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明显变化,强调与亚洲国家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强调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内重新审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仅将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视为化解亚太安全困境的途径,并且认为德国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德国政府重视发展对日关系,视其为“外交政策的支柱”[4]。2015年3月9日,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了对日本的支持,明确表示加强国际法的效力是德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特别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比如东海和南海贸易通道的畅通,因为欧洲和这一地区紧密相连[5]。德国以及欧盟之前都避免介入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岛礁争议,保持中立。但这次默克尔在日本的演讲中借与日本共同维护国际法之名,实质上委婉地表达了“德国和日本在地区安全上有共同利益”这一背后所隐藏的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盟官方所一直宣扬的“不选边”政策的突破。

  英国脱欧之后,随着德国在欧盟领导地位的强化,德国的“中国观”将会是中欧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中国对外战略应该优先考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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