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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4-28  【打印】【关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在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已经逐步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向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者和制定者转化。总体来看,中国从接受及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希望改进这些规则。发达国家则认为自己是经济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仅充分利用战后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经济规则来发展自己,并且在这套游戏规则中后来居上,挤压了西方国家的空间。对此,西方国家充满焦虑,决定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直白地公开宣称: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被称之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1]。这一“再全球化”的背景就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革,根据IMF的最新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超过发达国家[2],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致力于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盟要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并且与日本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原因。美日欧之间自贸区协定谈判的政治含义非常明显,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都尔特(Devin T. Stewart)直言不讳地指出:TPP和TTIP都含有如何通过经济活动来设定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目标,它们都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3]。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确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4]。

  2012年4月10日,欧盟和美国发布了《欧盟和美国关于国际投资共同原则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由于目前全球尚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此举表明欧美在全球投资规则方面的相互协调,力图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权的战略意图。《声明》中特别强调支持经合组织倡导的“竞争中立”原则,关注国有企业对私人企业构成的挑战,要求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12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77.3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6.6%;2012年末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0强中,排名前20位的都是大型央企。如果再加上金融类企业的话,不难看出,国有企业是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所以,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是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一大诉求[5],而这恰恰与西方竭力推动的国际投资理念存在冲突。

  相较于试图重新规范实体经济运行的TPP和TTIP在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全球虚拟经济层面规则的变化则显得异常低调和悄无声息,但其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宣布,它们将把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 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很有可能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但是这个全球超级储备货币网络依然将中国排除在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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