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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性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03-03  【打印】【关闭

  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今天重读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或许对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增强党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党性,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事情的起因

  事情还得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说起。这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其军部在内九千余人,从驻地泾县云岭奉命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6日,在途经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激战七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仅有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项英名义上虽只是新四军副军长,但他在党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而军长叶挺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高级干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一开始,王明等人对项英并不满意,但项英很快对王明等人采取合作的态度,成为王明路线的支持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项英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国,曾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项英受其影响较深,甚至到1938年10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他仍然表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能发展”[1]。加之项英在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很长时间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既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示也无法及时向中央直接汇报。这种工作环境难免对项英产生影响,从而形成重大问题不向中央及时请示汇报,对中央的重要决定不及时贯彻落实的习惯。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2],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没有足够的警惕,从而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是抗战过程中国共关系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此问题上“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更为严重的是,“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3]。今天看来,皖南事变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项英作为中共在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批评其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有些言重,但在抗战爆发后对蒋介石可能的反共行动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中央的指示贯彻不那么及时却是事实。

  中共中央认为,项英之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根本上是党性出了问题,因而,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4]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其实,对于“不服从中央领导”的问题,中共党内早已发生过。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共中央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而是坚持南下的方针,后来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后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不但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及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分歧,并且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未作请示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主张,如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总结并公开发表,并且在长江局的报刊上拒绝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甚至以陈绍禹(即王明,长江局书记)、周恩来(长江局副书记)、博古(长江局委员)、凯丰(长江局委员)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因此,中共中央认为,项英、袁国平“不服从中央领导”造成的皖南事变严重后果,以及此前王明在抗战初期长江局工作期间表现出的闹独立性,更早些时候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因此,加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党性,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长期抗战就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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