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本刊简介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本刊目录 过刊目录 本刊启事 读者留言 投稿指南
当前位置:首页 - 党建新论
高度重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09-28  【打印】【关闭

  党内生活(在不少时候也称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生活都是具有政治性的),事关党的建设的全局,党在各个方面的建设状况和水平,譬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基层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党内民主建设,都能从党内生活中反映出来。所谓党内生活,概括地讲,是指党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和活力所进行的各种党内活动,例如以“三会一课”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组织生活的制度和活动,党内民主生活会,各种党内选举活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决策活动、党内监督活动、学习活动、宣传评比活动,特别是,党员主体以多种形式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价值关怀和意见诉求的活动。党内生活中最高的组织形式,就是体现党员主体意志的党员代表大会。

  为什么现在党中央很强调党内生活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党内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已经数十次严厉抨击党内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这是近20多年来所罕见的,也是切中党的建设的一个要害性、基础性问题。我们不仅从周永康事件中强烈感受到党内生活中人身依附问题的严重性,也从四川南充令人震惊的党内贿选事件中深深感受到党内生活问题的复杂性。这已经突出影响到党的健康发展,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但应清醒看到的是,现在仍然有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清、轻描淡写、不以为然,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因而导致党中央一再要求的严格党内生活流于空谈。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从党的历史来看,什么时候党内生活比较好,什么时候党员主体就心情舒畅,党就健康发展;反之,党内问题就会日积月累,党员主体就会感到郁闷和压抑,党甚至会面临严重危机。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党内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组织,就有什么样的党的形象,就有什么样的党的战斗力。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最好的老师。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虽然也发生了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等错误,党内也开始出现个人崇拜的势头,但从总体上看,那一时期的党内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一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曾经对我说过,当年他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嫌分子”,有近两年没有工作,心里很不好受,但当毛主席向大家行脱帽礼,向受委屈的同志说:我毛泽东对不起大家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大家都很受感动,一扫心中阴霾,心情舒畅地奔向大反攻的战场。正是延安时期日益健康的党内生活,使党形成了空前的团结,空前的战斗力,这是其后解放战争能取得势如破竹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反映大跃进中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竟然被打成反党集团,受到严厉处置,最后被迫害致死。这种党内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发表尖锐意见、尤其不准发表与党的领袖认识不一致的意见的做法,直接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由此推动了党内个人崇拜的发展,导致对党的领袖批评不得,党内形成了以领袖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对领袖个人表态尽忠的很不好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在党内从上至下蔓延开来,党内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说不得、批评不得的“霸王”。从此,毛泽东越来越把自己置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全党之上形成了一个全党都管不了的领袖,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党内生活中出现了个人专制甚至法西斯专制的严重情况。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个基本原因。陈云同志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时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也有责任,就是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之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云也认为: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1] 这表明,党内生活一旦恶化,给党带来的损害,必然是灾难性的、甚至是难以挽救的后果。胡耀邦同志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讲得好:“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2]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生活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党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议论、也可以批评。一个值得珍视的典型事例是:1978年底,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到北京市一个养猪场参观,大家看到在该场的会议室内,将曾经来场视察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学员王立本其后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今后,您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华国锋同志1979年1月16日给王立本写信答复,信中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国内多家媒体曾对此作专门报道。[3]这样的事情,在一个长时期的党内生活中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生活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特别是,在周永康、令计划的问题曝光以后,新华社的文章罕见承认,党内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由于领导干部任用私人所形成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这种党内严禁的帮派在过去一二十年内盘根错节,甚至还在某些中央中枢部门演化为严重的腐败集团,让人触目惊心。这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地方,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还是胡耀邦同志当年讲得好:“今天在一些党组织中,包括在一些高级党委中,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党内生活,而是关系学盛行,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4]这是值得我们注重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对党内生活问题的忽视和淡化,就可能埋下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对党内生活问题听之任之,就可能严重危害党的前途。

  相关链接
信访工作法治化面临的若干问题 2015-10-30
                       
Copyright @ 2012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联系我们